有人会问：写作也是服务人民吗？我的回答是：当然！因为假如我的文章一旦被某一刊物所采用，我的文章就会呈此刻广大读者的面前。只要我的文章发表了，读者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理解我的思想，而我的思想从来都是正面的，而不是反动的。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，我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引领者。那么，我无疑是在为人民服务。
诚然，我的文章还没有一篇被正式刊物所采用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写得不好，而是多方面的原因。比如，一些刊物多采用名人名家的作品，哪怕他们写得多么荒唐。谁叫他们是名人呢！刊物要的是发行量，而名人的“名人效应”就能帮忙刊物实现这一点。说得狂妄一点，是刊物的修改同志没眼光。也许被他们枪毙的一篇文章的作者正是中国未来的卡夫卡。
但是，我一向具备“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”的优良品质。所以，尽管我的大多数稿件都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灰心或懈怠，反而愈挫愈勇，屡败屡战。因为温家宝总理告诉我：哪怕只有1%的期望，也要付出99%的努力。还有小仲马未成名前的境遇也让我感到我并不孤独。
伊夫《独走江湖》告诉我：此刻许多刊物丧失职业道德，采用或转载作者的文章拒不付稿酬。这一点不能不让我心寒。尽管我并不是奔着杂志社那俩钱去写作的。
之后，我渐渐由自写（或自撰）改为荐稿想出点小名，以此“沽名钓誉”一番。谁知，这条道也行不通。尽管我的作战方式灵活多变（信件写作不行改电子邮件，这家刊物不行改投那家）。哎，“可怜身家本就薄，心忧天下愿舍身”。于是，至今我还是写作一族当中的最底层人民，被诸如刘**、何*等踩在脚底下。嘿，谁明白呢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。风水轮流转。说不定明天我就是一作家了呢！
司马光写《资治通鉴》用了17年，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用了10年，马克思写《资本论》用了40多年。我还没写上几年，决不能放弃，要放弃也就应“抗战八年”以后，我就不信那个邪！
不瞒你说，就我正在写的这一篇还想拿去卖几个钱呢。瞅个空儿我用电子邮件把它发到《笑林广记》去，《酉阳杂俎》也行。